1975年，在北京，傅崇碧再次踏入军队的工作岗位，担任北京军区副司令员。他经历了长达七年的离职，再次复出的过程本应是一个值得庆贺的重返。然而，在一次中央领导的接见中，有人提到了他“红得发紫”的评价，这让傅崇碧感到无比沉重。并不是因为这个词带来的赞美或荣耀，恰恰相反，它让他回想起了那段不愿提及的往事。确实，傅崇碧在那个时期处于北京政治与军事活动的中心，但也因此受到了长期审查、责难和离职的苦果。

1961年，傅崇碧被任命为北京军区副司令员，随后在1966年，随着卫戍区的扩编，他兼任卫戍区司令员。虽然这个职位看似只是军队体系中的一种职责，但其实际重要性却不容忽视。作为国家的首都，北京汇聚了许多中央机关，重大会议和突发事件都需要卫戍区出面应对。卫戍区的指挥官们常常与总部的高层领导同台，参与重大事务，自然承担了不小的责任。

那个时期的北京，政治环境极其复杂，频繁的政治运动使得卫戍区的任务不仅限于守卫。在确保中央领导和重要机构安全的同时，卫戍区还需维护首都的基本秩序，确保交通、供水、供电等生活必需系统正常运转。而更为复杂的是，卫戍区还需执行一些不便公开的保密任务，既要监护受到审查的老干部，又要保护一些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。如此交错的责任令这一时期显得格外复杂。

傅崇碧在回忆中提到，卫戍区在那个特殊时期主要做了以下几件重要工作：稳定首都局势，防止大规模失控；保护一些老干部和民主人士；维护城市的基本运营；并在紧急情况下执行中央交办的特殊任务。如此参与许多重大事件，或许正是“红得发紫”这一评价的由来。然而，这样的“红”并不仅仅是权力的象征，卫戍区的每一个判断和行动都面临被放大的风险，一旦政治走向改变，原本的使命可能被重新阐释。

1968年，傅崇碧因被指控为“山头主义”等罪名而被迫离开北京，前往东北接受审查。在这次调动中，不仅职务被迫解除，正常工作也停滞不前，家人也受到影响。他经历了诸多困境，个人及家庭生活全都跌入低谷。因此，当听到“红得发紫”这句话时，他的心头会涌起对那段痛苦经历的深刻回忆。

据有关资料，问题最终得到平反后，傅崇碧曾与几位中央领导进行过会谈，其中有人直言称他在运动初期威望极高，“那时候，你可是红得发紫啊。”面对这样的评价，傅崇碧只是稍显沉默，他深知这段辉煌并没有持续太久，而其背后的代价却如影随形。被推向风口浪尖的他，在政治风向转变时，无法决定个人的命运。

在1975年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后，曾有意让傅崇碧继续担任卫戍区司令员，他对此并不感到意外，毕竟他熟悉相关事务。但经过1968年的变故，他意识到这个职务风险实在过高，因此选择了拒绝。然而，情况很快发生变化。1977年，随着特殊时期的结束，中央开始对相关问题进行清理，卫戍区在1976年表现不佳，导致组织决定对其进行整顿，而傅崇碧无路可退，最终还是被安排继续担任这个职位。

与此同时，吴烈从武汉军区调任，成为卫戍区的政委。吴烈不仅经历丰富，还长期负责警卫工作，对于处理复杂局面同样具备能力。两人一同面对的不是普通部队，而是一个需要恢复秩序和重建信任的特别单位，过去发生的种种隔阂需要时间来修复。

在整顿过程中，卫戍区逐步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秩序，重申纪律与职责。值得一提的是，傅崇碧并没有对曾经伤害过他的部分干部进行逐一追责，而是主张从历史背景入手，尽量团结所有可团结的力量，以免个人恩怨影响部队的整体建设。在接下来的几年中，傅崇碧与吴烈共同主持卫戍区的工作，着力恢复组织结构、整顿作风，同时确保首都的安全。